2012年北京科技大学841行政管理学考研模拟试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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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 2012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模拟试题 
科目代码    841        科目名称    行政管理学    
 
一、名词解释(共 5 题,每题 4 分,共 20 分) 
1、政治行政二分法        
2、行政国家        
3、行政权力体制        
4、行政首长   
5、平衡计分卡  
二、简答题(共 4 题,每题 10 分,共 40 分) 
1、简述行政职能的构成 
2、简述现代人事行政的主要趋势 
3、行政决策机构在促进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方面发挥着何种作用? 
4、简述行政组织设置的职、责、权一致原则 
三、论述题(共 2 题,每题 25 分,共 50 分) 
1、试论述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2、联系实际谈谈我国行政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四、案例分析(共 2 题,每题 20 分,共 40 分) 
【案例一】 
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成分来看,涉及众多行业和领域,范围十分广泛。 
  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少则十几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超过万人的虽然从正式报道
中很少见到,但的确时有发生。研究者普遍认为参与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即收入比较少、社
会地位比较低的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无业市民以及一些离退休人员等。他们生活在社会
的最底层,个人权益时常被侵害,而自己的话语权、权力资源、司法资源又比较缺乏,不得不
自发地临时性地聚集起来,利用群体性事件的方式争取个人的权益。从统计数字来看,他们是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 
  第二,从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方式来看,从理性的平和行为逐步发展到非理性的暴力
行为。 
  目前在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特征研究中,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结论,即行为方式越来越激烈,
危害越来越大。如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拦截公务车辆;抬尸上访、将生活不能自
理者遗弃在信访接待场所;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堵塞、阻断公路、铁路交通;聚众闹事、械斗、
打砸抢烧等等。当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从个案来看,的确存在这样的状况,其表现形式
趋于激烈,造成的社会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但从整体来看,这个结论则比较偏颇。 
  第三,从群体性事件中矛盾冲突的指向看,一般指向基层党委和政府。 
  有些研究文章中指出,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发生在基层。这应该是一个不用证明的结论,目
前还没有群体性事件发生在上层,这样的论证方式似乎有一种搞怪的成分。从群体性事件特征
来看,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群体性事件中矛盾冲突大部分指向基层党委和政府。这种情况的出
现,既有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基层党委、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从体制上来看,我国实行
的是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各项政策措施,都是通过基层党委、政府来贯彻执行的。一旦
政策或措施出现偏差,最直接地从基层党委、政府的执行层面反映出来,基层党委、政府必然
成为矛盾的焦点。再加上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在运作过程中形成的只对上负责的模式,上级机关
的领导很容易规避自己的实际责任(之所以说是实际责任,有的上级领导在电视机镜头前会很真
诚地说我也有责任之类的话),客观上造成了成绩是上面的,问题是下面的。 
  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冲突本身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无关,但最
后却发展成为“官民冲突”。一方面,这与一些地方长期不注重改善民生、群众积怨比较深有关。
当前所有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或产生利益丧失感的人们,都会把对立转向政府和社会。这是
因为人们把自己看作是改革的受害者,因而是政府政策的受害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1,
过去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2,人类需求发展的不可逆性;3,人们对消费水平横向比较和向上看齐
的趋向;4,人们利益受损或产生利益丧失感与改革政策和改革进程的实际联系;5,在可见的未来
人们看不到自己状况得到较大改善的前景;6,一些偶然的因素加剧人们心理上的对立,等等。
另一方面,与一些组织或人员的操纵有关。这个观点很可能触及一些人的痛处,会不顾一切大
加讨伐。其实,这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社会运动可以由一些组织制造出
来。目前一些简单的社会问题、常规的社会矛盾常常演变为复杂的公共议题、政治问题,明显
存在人为操作的痕迹。如据主流媒体报道,广东韶关“6·26”事件发生后,境外“东突”势力
马上指使国内线人搜集所谓“证据”,并大肆传播谣言,煽动部分维族群众不满情绪;新疆“7·5”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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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封
  
线
  
内
  
不
  
要
  
答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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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西方反华势力又以此为宣泄口,充当“世维会”等反华分裂活动的喉舌,横加指
责我国政府,为打、砸、抢分子开脱,挥舞“人权”等大棒 “敲打中国”。 
 
科塞的冲突理论认为,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请结合材料试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
并分析将群体性事件逐步纳入制度化的轨道的途径。 
 
【案例二】 
自 2003 年启动官员问责以来,日益发达的网络,把诸多热点事件中的官员履责 问题,摆在公
众舆论的聚光灯下。而来自失责官员的道歉,往往成为事件进程的高潮,以及事件走向解决的
标志。 
官员向公众道歉,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职业道德的责任,无疑展现了中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努力和
政治的开明与进步。不过随着官员道歉渐入常态,收获的叫好声却有所减弱,公众已不满足于
官员的歉疚,对官员如何承担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2000 年,中国官员,似乎还都不习惯面向公众道歉。那一年河南省相继着了两把大火:焦作大
火和洛阳大火。死了不少人。然而,翻看当时的新闻,并没有任何官员就这两起灾难向公众道
歉。 
2003 年底,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事故,243 人遇难。中石油一位副总经理向遇难者家属道歉,《中
国石油报》刊发了中石油致受灾民众的一封致歉信。这是近年来媒体公开报道的第一起因为重
大责任事故引起的“道歉事件”。 
2004 年吉林中百商厦火灾,时任吉林省省长洪虎通过媒体罕见地向人民两次道歉。消息传出,
叫好声一片,道歉遂取代火灾成为媒体新的热点。 
之后几年,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向民众道歉之风骤起,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仅媒体大张
其鼓报道的便有: 
2005 年 11 月 23 日,吉林市委书记矫正中对“吉化 11·13 事件”给哈市市民带来的饮水安全
问题致歉。2006 年,云南省曲靖市副市长王喜良就“1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通过电视直
播公开道歉。 
随着网络舆论的发达,官员的过失越来越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质询,官员道歉的指向也由重
大安全事故,渐渐扩展到百姓的身边小事: 
2006 年 10 月 15 日,广州市教育局长华同旭在电视台做节目,有市民称到白云区教育局办事被
“晾了二十多分钟”,华同旭当即起身道歉。10 月 25 日中午,海口市一小学附近防空警报器出
现故障,长鸣达 50 分钟时间。市人防办随后在当地媒体刊登《道歉公告》。不过,形形色的官
员道歉中,也有个别涉嫌“走火入魔”者。如媒体报道的下面这起官员道歉: 
2006 年 5 月 9 日,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张跃进向全市人民道歉,原因是“前天我在火车站附近执
勤,有一个 50 岁左右的警察闯红灯。因为铁路民警不归我管辖,我教育他后就放行了。谁知旁
边一个骑车市民马上指责我们警察执法不一视同仁,我真为我们民警脸红啊!” 
另外,山西省榆社县委常委会因为高考成绩滑坡向全县人民道歉也引起质疑:这不是为应试教
育推波助澜么? 
2007 年后,中国官员的道歉形式、级别、规格均有所提升。这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
仪和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两个人分别就各自分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公开向代表和公众致
歉,其中周生贤还当场鞠躬。 
2007 年 1 月,深圳市政府就“梅林关”的堵车事件,发白皮书向全体市民道歉。随后深圳再接
再厉,把原本属于官员自省的道歉推向制度化。9 月,该市出台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
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公务员一旦有严重不作为或者渎职行为,需要登报道歉。 
不过,这一制度似乎只是被“选择性执行”,主要针对堵车之类的民生小事。几个月后,深圳发
生一场大火,死亡 15 人,时任市长许宗衡向市民沉痛致歉,可是并没见诸报纸。 
面对火灾,许市长发出狠话:“政府决不能手软,如果你不干掉它,它将干掉你!”然而天不遂
愿,半年后,深圳又着了一把更大的火,死亡 43 人。此次许市长不再道歉,而是怒斥有关部门
不作为。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市人民道歉的,改为事发所在区区长了。 
这一年,由媒体报道引发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导致多名官员下台,也引发了一次史上规模最大
的官员道歉: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人民政府派出 11 个工作组,携带县人民政府致歉信,分赴全
国 12 个省、市登门致歉,并发放慰问金。 
2008 年,两起轰动性公共事件:华南虎事件和毒奶粉事件,分别导致官员道歉。不过,这两次
道歉显然未达到道歉者期望的后果。民众从这两起事件中发现,官员的道歉背后原来大有文章
——道歉的时机选择、背后的动机、官员的措辞,都使得原本单纯的“道歉”,面目逐渐模糊起
来。 
2008 年 2 月 4 日,在“华南虎”事件胶着之际,一直拒不认错的陕西省林业厅突然放下身段,
发出一封《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信中承认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
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 
此时华南虎照片的鉴定结果尚未出笼,陕西省林业厅突然道歉,反让广大网民感到错愕,随着
事件发展,许多人很快认识到这是该厅在真相即将大白前的“危机公关”。这封提前出笼的致歉
信,被网民指责为“毫无诚意”,堪称史上最不受欢迎的一次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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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政府两次道歉,同样也未取得公众谅解。这份道歉措辞奇特:“政治
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显然道
歉者经过了字斟句酌的细细思量,其含义颇为耐人寻味。然而公众舆论的批评却很直接:石家
庄市政府的歉意,看来主要是出于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而非发自内心的忏悔。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曾专门研究了“官员道歉”现象,他在一篇文章
中认为,“罪己式”的道歉是当前主流的官员道歉方式,其姿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必须肯定,过失官员的道歉,反映了官员对公众舆论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在官员责任边界不清、
官员问责制度不完善的现实状况下,道歉在一些官员眼里有着特别的含义。 
 
结合上述材料,运用行政管理学相关知识对“官员道歉”这一现象加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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